一季度我国煤炭进口量明显下降

美国纳斯达克房地产板块的市值中房地产服务类公司占比已达73%。

另外，通过地方政府融资体制改革、允许市政债（或地方政府债）的常规发行、新股发行（IPO）制度的改革、推动新三板的扩容，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融资体系，可以使资本市场发挥更大的融资功能。所以我过去两年在写文章或演讲时最爱用的一个题目就是与时间赛跑。

由于传统行业存在大量产能过剩,这些投资中的大部分应该都会投入新兴产业之中。即便我们可以满足巨额投资的融资需求，我们能否寻找到足够多的高质量的投资项目、获取足够高的投资回报来偿还其所融资金？由于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在传统行业存在大量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在原有领域做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其回报率必然会急剧下滑，使得投资项目无法盈利，导致银行坏账大幅增加和整个融资体系的瓦解。固定资产投资过去十年的年均增长率为25%。在度过结构转型的最艰难时段以后，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尚有十年、甚至二十年的中速增长的阶段。此外，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尤其是国企改革、资本市场开放等举措）在近期紧锣密鼓的出台与落实，也令投资者对改革红利的释放充满了期望。

（3）传统投资领域已经饱和甚至出现明显过剩，但新的投资领域的投资容量尚显不足或财务回报率有限。然而，随着经济的成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正在迅速变为劣势。这些问题都存在，但不可否认，这些问题也都不是第一次存在。

他说，如果东亚发展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这个秘诀就是决策者在用持续不断的政策改革和一个有弹性的体制来应对不同发展阶段所产生的不同要求。在这篇论文里，他说，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强调在东亚的经济发展里面到底是市场重要还是政府的产业政策重要，这个是非常狭隘的看法。它们的确会变成经济发展的累赘，政府也要对它进行处理。所以，既然是产能过剩，既然是浪费，我想我们最好要把它毁坏掉。

我始终也认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接下来的发言就与东亚经济奇迹有关。但这个毁坏，是要在价值上用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来冲销的。

对于有了韧性的经济体，你会发现它们的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熊彼特讲的创造性毁坏（creative destruction）动态升级过程：用更新、更有效率的新经济活动去冲销那些旧的和失去效率的生产和投资活动，是让经济发展不至于断流的重要策略。一个有韧性的经济发展就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一个用创造去毁坏的动态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担心我们有没有需求以及需求无法创造出来是没有太大必要的，因为在人均GDP还比较低时，消费结构会有很大的变化和升级的空间，经济结构变化和产业升级的趋势也会不断创造投资机会。在过去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趋势。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如果可以延续到后面20年，保留住这个经济的韧性才是至关重要的。我在2012年的世纪中国论坛上演讲的时候说，中国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总能在恰当的时候成功地推进制度改革。当然，不是所有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这样一个创造性破坏的机制。这一次看上去也没有例外，值得期待。

我想这个改革经验就是所谓的增量改革，而增量式改革的结果必然是更多的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不是从现存的部门里产生，而是在这些部门之外通过改革体制和调整政策被鼓励和创造出来的。有了这个韧性，新兴的经济活动在每一次中国经济遇到挑战的时候大概都可以通过政策和体制的适应性改革来激发出来。

为什么其他的经济体，即使从最低的收入阶段起，多数也许只经历了10年甚至更短的经济增长，然后基本就停滞不前了。相反，在经济学家讨论东亚经济成功的经验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经济成功的经验一样，往往把政府和市场看成是完全对立的，而不认为这两者之间要有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

那么，一个经济如何才能做到有这样的韧性？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个经济要变得有韧性，需要政府和市场形成良性的互动。他接着说，由于这个有弹性的体制，东亚经济体在每个发展阶段上都能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防止了断流。进入90年代以后，外部条件发生了改变，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又面临很大的挑战，除了国有企业的持续亏损，还遇到了90年代初的房地产泡沫，形成了大量的烂尾楼和银行的不良资产等。林毅夫刚才的演讲在经济收敛的框架里面用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相对收入水平来推测了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并且认为这个增长率还是相当的高。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率会是多少。过去30多年，中国总体上保持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相对良性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维持了中国这个经济体到目前为止的韧性。

由于经济快速增长，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和债务的问题总是反复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济体相对其他的经济体，比如拉美和南亚，能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发展过程，一定是因为它们总能灵活地实现政策和体制的调整，总能鼓励和支持更新的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出现，这就是经济的韧性。

我相信在这一问题上大家会有不同的看法，可以继续讨论。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都比较支持局部制度的创新，从当年的乡镇企业、财政包干，到上世纪90年代的私营企业的崛起，包括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再到现在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都是靠地方的局部改革试验来形成主流和共识的。

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并没有什么高明的手段，只是因为我们在政策和体制上做出了艰难的改变，去鼓励和创造了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冲销和补偿掉了原来的没有效率的那一部分经济。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也许应该把中国和东亚经济体视为有韧性的经济——而且我认为，韧性这个概念很可能是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在过去30年以及东亚（特别是韩国和台湾）在经济发展的头40年里成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观察中国和东亚经济的发展现象时，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这些经济可以持续发展这么久的时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走过了35年，实现了9.7%的年均增长率。如果是这样，我想经济的发展就可以延续下去。这样的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东亚经济体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的发展，必须不断面对外部的挑战和冲击，必须不断面对内部的增长战略的转换。只要我们能够像过去那样保持政府和市场间的互动，能够继续保持经济发展的韧性，新兴的更有效率的经济互动就会不断地出现。

中国经济今天这个局面的确有令人悲观的一面，比如杠杆率和信贷密度过高，部分产能过剩以及国有部门的垄断问题，但是像过去一样，这个局面也往往会促使政策和体制做出适应性的改变以求得新的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力的释放，实现创造性毁坏的新的增长，从而继续保持了经济发展的主流。这种互动性的关系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经济学家可以对之做很好的研究。

中国经济走到一定阶段，就要面临新的约束。一个有韧性的经济就是政策和体制，总能在关键的时候做出适应性的改变，去激励一轮一轮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在价值上来冲销上一轮增长扩张可能留下的代价。

如果没有政策上面的巨大调整的弹性，没有体制的适应性改革去满足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的需求，一段时期的超常增长或投资扩张遗留下来的那些累赘就会越积越多，拖垮经济的发展，让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和活力。韩国和中国台湾，从低收入的阶段成功地跨入高收入的阶段，也走了40年。

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遭遇的全球危机的影响以及前几年因刺激政策引发投资过度产生的债务和产能危机，再次让中国经济走到了十字路口。假如没能够鼓励出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产出增长还主要依赖那些背负债务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话，我想这个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发展这么长时间的。还要提及的一个互动的方面是，地方政府始终保留了公共性的资本支出责任，没有这样的责任，中国的基础设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改进。每10年有每10年的挑战，而对于每个10年，政府的政策都能去顺应而非阻碍私人部门所要求的变化。

不仅中国如此，如果回顾一下东亚发展经历，特别是在其早期30年的经济转型与发展中，这些问题也屡见不鲜，比如在台湾和韩国，甚至在日本超常增长阶段，这些也是非常典型的增长现象。中国的产业发展不是以中央部委主导的产业集中的方式而推进，这一点使市场的导向和力量得以在产业发展中保留了下来。

刚才华生先生讲到的城市化过程本身就代表了更新、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产生的巨大机会。我认为这也应该是我们看待中国未来转型和发展的基本概念框架。

面对这个局面，推进政策的变革和体制的改革，鼓励更多更新的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和经济部门的发展，很快就成为了共识，这该是我们的经济依然保持着韧性的证明。  我觉得在今天上午演讲与随后讨论中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大家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方向上没有分歧，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前提来讨论后面的问题。